他公司里另一個人約我。連江嶼自己都不知道這會約在什么由頭上。他五年沒安排過一次要我到他辦公室來談替身條款的事，別人倒替他安排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五十分，我在****對面的咖啡館坐著。手機屏幕上還是那封加密郵件，溯源程序在**跑了整夜，鎖定了一個地址。
城西一棟商住兩用樓的共享服務器，名下掛著一家三年前注銷的公司。公司法人的死亡證明和公司注銷證明是同一天簽發的。
我把咖啡杯放下。杯子碰到碟子上，發出一聲細小的脆響。窗外，****的旋轉門正在吞吐上班的人流。我看見了江嶼的車停在門口，司機替他拉開車門。他下車的時候忽然站住，抬頭往對面看了一眼。隔著一條街，他看不見咖啡館玻璃后面的我。但他站了一會兒才進門。
我的手指懸在碎紙機開關上方。刀片還在轉，空轉的聲音在安靜的公寓里格外清晰，像有人在地下深處敲一口鐘。
2 第二封郵件
那封加密郵件不是從江嶼的服務器發出的。
我用了大學時學的溯源工具，追到郵件在公網上的第一個跳板。城西一棟商住兩用樓的共享IP。
樓里有一百七十家租戶，過濾掉休眠地址和公共區域之后，剩下六家。第六家注冊在一個三年前注銷的法人名下，名下的公司叫“嶼音文化傳播”，注冊地址和****隔著一條街。
說是文化傳播，實際上沒有任何經營活動。只有一個用途，托管一個加密信箱。
“嶼音”是江嶼和蘇晚音的名字拼在一起。不是江嶼現在注冊的。是三年前注銷的。這家公司成立的時候，蘇晚音還沒死。她死的那天，公司注銷。
溯源程序底部的日志欄里，郵件發送時間清清楚楚地寫著：14:03:27。精確到秒。
我盯著那個時間看了很久。下午兩點零三分二十七秒。
我在江嶼公寓按下碎紙機開關的時候，拿手機看了一眼江嶼發來的消息：“會議中，晚點回。”那條消息的時間戳是14:02。
我回了一個“好”，然后把手機放在茶幾上，插上碎紙機電源，指示燈亮起，刀片開始轉。我把協議從塑封里抽出來，喂進碎紙口。機器發出一聲悶哼。白色的紙屑落在透明倉里。
那一刻是幾點幾分，我沒有看。但江嶼推開門的時間我記得很清楚。14:07。因為他說協議還有一周到期的短信是14:05發來的，我還沒來得及看。
也就是說，這臺碎紙機吞下協議的時間，在14:02到14:07之間。而那封“替身協議·最終版”發出的時間，正好落在這個區間內。
不是巧合。是觸發機制。有人在服務器里設了一個定時發送程序，預設的觸發條件不是某個具體的時間，而是某個具體的事件。我銷毀協議的那一刻，最終版自動發出。
定時程序跑了三年，等這一天等了三年。
我坐在電腦前，屏幕的光映在臉上。窗外的雨停了，天邊露出青灰色的光。凌晨四點。我已經對著這個界面坐了好幾個鐘頭。
不是江嶼的公司。也不是蘇晚音的。是第三個人的名義注冊的。但我查不到第三個人是誰。注冊文件上的***號被加密了。不是普通的商業加密，是醫療記錄級別的隱私保護加密。
只有一種人會用這種級別的加密來保護身份：一個被**判定限制行為能力的人。比如，接受過強制精神治療的人。或者，主動接受精神治療的人。這兩類人都會在系統里被打上同一個標簽。
郵箱里還有第二封郵件。不是匿名的。發件人是一個我認識的名字：顧溪。我退役前最后一支舞的搭檔，現在還在芭蕾舞團。每周給我寄一束梔子花。
郵件只有一句話：“林虞姐，周六有沒有空？我把花送過來。順便把蘇晚音老師的遺物鑰匙給你。”
蘇晚音有遺物。遺物里有鑰匙。鑰匙托付給了顧溪。顧溪等了三年才交給我。
天亮了。我把溯源結果全部拷進一枚銀色U盤。衣柜最深處有一件五年沒穿的黑風衣，肩線還是合身的。九點整，我走進****的大堂。
前臺小姐認得我。五年里我來過這里很多次，給江嶼送便當、送落在公寓的領帶、送他不肯按時吃的胃藥。她叫我“林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