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下傳來翻箱倒柜的聲音，大概是顧清明在找醒酒藥。
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們的初見。
那時候我大三，在電視臺實習，扛著攝像機滿城跑新聞。
其中有個采訪對象是農民工。
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癱瘓了，包工頭跑路，開發商不認賬，一家人連醫藥費都湊不齊。
我想要幫他，半個月內跑了七個部門，卻處處碰壁。
直到在**門口撞見顧清明。
他是第一個愿意接手這件工傷賠償**案子的人，雖然他當時只是律師助理。
在他的推進下，包工頭被抓回，農民工拿到了賠償款，手術很成功，拯救了他們一家。
我對顧清明說：“謝謝你。”
他惜字如金：“嗯。”
就一個字。
但我卻笑了很久。
那時候的顧清明，還不是現在這個坐在被告席上、面無表情說出“指控證據不足，需對我方當事人無罪釋放”的大律師。
那年他剛滿二十四，談起法律時眼里有光。
顧清明不會說好聽的話，但會在下雨天把傘讓給我，自己淋著跑回家。
他不會記得**節，但會在我趕新聞稿忘記吃飯的時候，默默點好外賣送到臺里。
他不會在朋友圈秀恩愛，但會把我隨口說的一句“想去看海”記在備忘錄里，在我生日那天請了假，開車帶我去了三百公里外的海邊。
結婚的第二年，他正式成了律師。
第一次**的那天，他穿著一身得體的西裝有些局促地問我：“像不像樣？”
我靠在他肩上，說：“像，像全世界最帥的律師。”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后來他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但我從來不抱怨。
因為他每次回來，都會先去臥室看看我有沒有睡著。
如果我沒睡，他會坐在床邊，跟我說今天庭審遇到的事。
我生下兒子時，他二十四小時守在病房里，喂奶換尿布都是他來。
我躺在病床上，看著他抱著兒子，小心翼翼地，像捧著一件易碎的珍寶。
那時候我以為，我們會一直這樣下去。
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白頭偕老。
后來我才知道，人這一輩子，最不能信的就是“以為”。
兒子三歲這年，肖雪的案子來了。
殺夫。
顧清明接手這個案子的時候，跟我說：“這個案子**壓力很大，怎么判都要被罵。”
我說：“你不是只認法律嗎？”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你還記得。”
我當然記得。他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
起初一切正常。
**，舉證，質證，辯論。
檢方證據鏈完整，肖雪當庭哭訴被冤枉，雙方撕破了臉，有種不死不休的決絕。
之后顧清明就開始頻繁地加班。
以前他也加班，但會提前告訴我。我問他案子是不是很難，他說還好。
我問他肖雪這個人怎么樣，他說“被告而已，沒什么好說的”。
但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神沒看我。
后來兒子在托兒所不慎從高處跌落，性命垂危。
我給顧清明打了三個電話。
第一次沒接，第二次掛了，第三次直接關機。
我一個人守在急救室外，哭到差點兒昏厥。
兒子最后還是沒搶救回來。
凌晨四點，他回了一條消息：“案子到了關鍵階段，走不開。”
我沒回。
兒子下葬那天，我讓律師擬定了離婚協議。
然后我開始申請德國柏林大學的新聞研究生。
我要離開這座城市，離開這個家，離開那個讓我用了七年才看清的人。
這些事，以后有人替他做了。
那個叫肖雪的女人，應該很樂意。
柏林大學通過的很快，我成功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德國的簽證審批需要七個工作日天。
我等得起。
七天以后，飛機從浦東起飛，經法蘭克福轉機，目的地柏林。
一萬兩千公里。
足夠遠。
足夠我與顧清明相隔半球的兩端，再回不到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