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13日，上午8點20分陸衛國站在公交公司調度室的窗前，手里捏著王德發的排班表。

晨光透過臟兮兮的玻璃照進來，在紙面上投下一道斜斜的光痕。

表格上，王德發原本規律的班次在最近十天被涂改得亂七八糟——3路、7路、12路，全是末班車。

“劉主任，”陸衛國頭也不抬，“你們調度末班車的標準是什么？”

劉建軍搓了搓手，辦公桌上的搪瓷杯里飄著幾片劣質茶葉。

“這個嘛……主要看司機狀態，老同志經驗豐富，開夜車穩當。”

“王德發連續十天被調班，也是因為他‘穩當’？”

陸衛國抬眼看他。

劉建軍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干笑兩聲：“最近人手緊張，臨時調整……”陸衛國沒再追問，把排班表折好塞進兜里。

轉身時，他瞥見墻上那面“安全行車3000天”的錦旗，右下角繡著王德發的名字。

上午9點45分，市局痕檢科蘇曉蔓把車載監控錄像帶塞進播放器，老舊的機器發出嘎吱嘎吱的噪音。

屏幕上雪花點閃爍，最終跳出一段黑白畫面：空蕩蕩的車廂，王德發專注開車的背影，儀表盤上跳動的數字。

“陸隊，你看這個。”

她按下暫停鍵，指著屏幕角落的車載時鐘，“昨晚23:28發車，但公交公司記錄的實際發車時間是23:30。”

陸衛國湊近屏幕：“兩分鐘誤差？”

“不止。”

蘇曉蔓快進錄像，“全程錄像顯示沒人上下車，但如果時鐘快了，真實時間可能……可能有人趁那兩分鐘的空檔上了車。”

陸衛國瞇起眼，“查查這輛車的檢修記錄。”

中午11點10分，公交修理廠修理廠彌漫著機油和鐵銹的味道。

陸衛國蹲在3路公交車的駕駛座旁，手指抹過儀表盤邊緣——一層薄灰上留著幾道新鮮的劃痕。

“這車最近動過儀表盤？”

他問旁邊的修理工。

修理工撓撓頭：“上周劉主任讓調過時鐘，說走時不準。”

“誰調的？”

“技術科的小張，不過……”修理工壓低聲音，“調完第二天他就請假回老家了，說是老娘病了。”

陸衛國和蘇曉蔓對視一眼。

太巧了。

下午2點30分，王德發家王德發的家在老棉紡廠宿舍區，一間不到五十平的小兩居。

妻子早逝，兒子在外地讀大學，家里冷清得像個**。

陸衛國翻著床頭抽屜里的藥盒——降壓藥、胃藥、風濕膏，全是沒拆封的新藥。

“王師傅平時身體怎么樣？”

他問鄰居。

“老王？

壯得跟牛似的！”

鄰居大**劃著，“去年廠里運動會還拿了長跑冠軍呢！”

蘇曉蔓在廚房發現了王德發的搪瓷茶缸，同款式的，缸底干干凈凈。

她突然想起什么：“陸隊，案發現場的茶缸……太新了。”

陸衛國皺眉：“什么意思？”

“老茶缸用久了會有茶垢。”

她舉起手里的缸子，“可死者口袋里的那個，掉漆嚴重卻沒什么茶漬，像臨時換的。”

下午4點50分，公交公司檔案室陸衛國翻著王德發的出勤表，蘇曉蔓突然輕呼一聲：“陸隊！

這十天他開的末班車，全經過東風橋拆遷區！”

拆遷區。

陸衛國腦海里閃過昨晚雨中那片黑黢黢的輪廓。

他合上檔案：“走，去會會那個劉主任。”

傍晚6點15分，調度主任辦公室劉建軍正往公文包里塞文件，抬頭看見門口堵著的兩個人，臉色瞬間煞白。

“劉主任，”陸衛國反手鎖上門，“王德發死前最后十天，為什么專開經過拆遷區的末班車？”

“我、我不知道啊！

就是正常排班……修理工說時鐘是你讓調的。”

蘇曉蔓亮出勘查記錄，“技術科的小張‘恰巧’回老家了？”

劉建軍的手開始發抖，公文包啪嗒掉在地上，幾張票據飄出來。

陸衛國彎腰撿起——是宏遠地產的停車費報銷單。

“宏遠地產，”陸衛國把票據拍在桌上，“他們拆遷辦的周老板，跟你很熟？”

劉建軍癱在椅子上，汗如雨下：“陸隊長，我、我就是個跑腿的……”窗外，最后一縷夕陽被烏云吞沒。

遠處拆遷區的方向，隱約傳來***的轟鳴。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