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像一尊雕塑。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寒暄，坐下來就開門見山：“我看了你的資料，基本情況都清楚。”
他的聲音很好聽，低沉的，帶一點北方口音，尾音微微上揚，像是在問句，又不像。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他看著我，眼神平靜得不像是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我也在找同樣的東西。”
我們都心知肚明。
離過婚的女人，在那個小城市里像是被打了標簽的商品，任誰見了都要先掂量一下“貶值”了多少。而我和宋明的那段婚姻，更是把這個標簽貼得格外丑陋。四年，一千四百多個日夜，最終換來他在法庭上那句刻薄到骨子里的話：“她不能生，我總要有個后。”
他說這話的時候看都沒看我一眼，像在陳述一個天氣的事實。他的律師把一沓檢查報告推到桌上，封面上赫然寫著我的名字。報告我早就看過了，**發育異常，自然受孕幾率極低。這個“極低”在醫生嘴里還有一句“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可在宋明嘴里，直接就變成了“不能生”。
我把那沓報告從桌子上撿起來，一頁一頁翻過去，確認每一頁都還在，然后慢慢撕碎。碎紙片落在調解室的地板上，像一場不合時宜的雪。宋明的律師變了臉色，法官咳了一聲，我拎起包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的陽光很好，照在我身上卻沒有一點溫度。
我和宋明的故事并不復雜。大學畢業后經人介紹認識，他在體制內工作，鐵飯碗，人長得周正，對我也算體貼。戀愛一年后順理成章地結了婚，婚后頭兩年日子過得還算安穩，直到婆婆開始旁敲側擊地問什么時候要孩子。
第三年，問題擺上了臺面。檢查、治療、中藥、西藥、手術，我像個試驗品一樣被各種方案折騰了一遍又一遍。宋明從一開始的“沒關系慢慢來”變成了沉默，又從沉默變成了不耐煩，最后變成了一種冰冷的嫌棄。他開始晚歸，身上帶著不同牌子的香水味，微信消息在深夜里頻繁響起。我問過兩次，他摔了一只杯子，說我在無理取鬧。
那四年里我最怕的不是他發脾氣，而是***的眼神。那種眼神里沒有惡意，甚至帶著同情，可正是這種同情比惡意更讓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