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易凌。

這個名字，普通得就像畢業照里站在最角落的那個女孩。

我畢業于本省的××師范大學，一所不好不壞的學校，一個不冷不熱的專業。

它給了我一本學歷，卻也把我精準地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和千千萬萬個你一樣，面前擺著兩條清晰可見的路：一邊是投入人海，尋找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另一邊，是踏上那條千軍萬**獨木橋——考公考編。

我選擇了后者。

于是，我的生活便被切割成了一個個以“知識點”命名的方塊。

清晨六點，是與“行測”的圖形推理和數量關系搏斗的時間；深夜十一點，是伴著“申論”的金句和時政要點入眠的時刻。

我用光的筆芯可以扎成一把小小的掃帚，仿佛能掃清前進路上的一切障礙，但心里知道，那堆積如山的，更多是迷茫和焦慮。

而比題庫更龐大的，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壓力。

它通常以電話鈴聲的形式，在某個疲憊的傍晚準時響起。

“凌凌，吃飯了嗎？”

媽**開場白總是這樣溫情。

“吃了。”

“最近……看書累不累啊？”

她的試探小心翼翼。

“還好。”

然后，鋪墊結束，真正的主題總會如期而至：“那個……你王阿姨給介紹了一個，在開發區上班，小伙子人挺老實的，家里條件也不錯……你看，你總得見見吧？

女孩子家，**不是唯一的路，有個依靠比什么都強……催婚”。

這兩個字像一張無形又粘稠的網，從家鄉那個小城蔓延過來，試圖將我牢牢捆住。

在他們看來，我一個普通師范畢業的普通女孩，最大的“正經事”似乎就是在年齡貶值前，盡快完成“出手”。

而我所有的掙扎、我筆下的未來和理想，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場“不切實際”的折騰。

我的父親，是那種走在田埂**會完全注意不到的農民。

他的背，因為長年累月地躬身勞作，己經有些佝僂。

他的手，像老樹的樹皮，布滿了一道道*裂的、洗也洗不掉的泥土色的溝壑。

他話極少，像地里的老黃牛，只會悶頭干活。

他最大的娛樂，就是在一天勞作后，蹲在門檻上，就著一小碟花生米，默默地抽上一袋旱煙。

煙霧繚繞中，他沉默地望著遠方，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許什么都沒想，只是在休息他那身疲憊的筋骨。

我的母親，比父親活絡些，是典型的農村婦女，勤儉，也愛嘮叨。

她總能像變魔術一樣，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

她穿的衣服，大多是城里親戚淘汰下來的，但她總能漿洗得干干凈凈，破了的地方，會用巧手繡上一朵小花或者縫一個補丁，讓你覺得那原本就是衣服上的裝飾。

她的世界里，最大的事就是灶臺、雞鴨和地里的那點莊稼。

她常掛在嘴邊的話是：“錢要花在刀刃上。”

而這個“刀刃”，在我考上大學之前，指的就是柴米油鹽和人情往來。

所以，你看，這就是我——易凌。

一個淹沒在備考大軍里的普通名字，一個在題海和**的夾縫中，一邊對抗著下墜的重力，一邊笨拙地、固執地，想要親手搭建起一個屬于自己未來的，倔強的普通人。

我的戰爭，不在別處，就在這小小的書桌前，在我筆下的每一個字里，以及，在我每一次對母親說“再等等我”的勇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