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鳶，嫁進陸家那年十九歲。媒人上門的時候我媽激動得把茶杯都打翻了，說沈家祖墳冒青煙了，閨女嫁進陸家這輩子不用愁了。我爹倒是沉得住氣，抽了半天的旱煙，最后把煙桿往門檻上一磕，說陸家那門親事不簡單，你自己想清楚。我沒想，那時候我才十九歲，根本不懂什么叫“門當戶對”，只知道陸衍之長得很好看，說話的時候聲音低低沉沉的，右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舊銀戒指，笑起來嘴角只翹左邊，右邊紋絲不動，看我的眼神溫溫的，像春天剛化的雪水。后來我才知道那種眼神不是溫柔，是一個人在看一件替別人保管的遺物時的鄭重。
成親那天陸家抬了八抬大轎來迎親。轎子是舊的，轎簾上繡的交頸鴛鴦已經褪了色，但轎桿是新的，新刷的朱紅漆在太陽底下亮得晃眼。我穿著我媽趕了三個通宵縫好的嫁衣坐在轎子里，紅蓋頭遮著臉，耳邊全是鞭炮聲和嗩吶聲。嗩吶吹的調子很怪，不像喜樂，倒像送葬時吹的那種長音，嗚嗚咽咽的，從巷口一直跟到祠堂門口。
拜堂的時候我從蓋頭底下往旁邊瞄了一眼，看到陸衍之的側臉。他穿著一件藏青色的大褂，胸口系著紅花，站得筆直，但他的眼睛沒有看我。他穿過祠堂的天井，直直地看向祠堂深處那扇常年鎖著的黑漆木門。門楣上刻著三個字：儲衣閣。
磕完頭之后他沒有牽我進洞房。他讓我在祠堂門口等著，說他先去給娘磕個頭。他說的“娘”不是他親娘——他親娘在他七歲那年就過世了，死因是“癆病”，但實際上她在死前三個月還一個人走到儲衣閣門口，在門檻上坐了一整夜，天亮之后回房自己把嫁衣疊好放進了樟木箱子最底層，然后對著鏡子把頭發剃了。他說的“娘”是顧沈氏——陸家每一代長媳都叫顧沈氏，名字寫在族譜上的同一個位置，牌位擺在祠堂里的同一個角落，死因填在死亡證明的同一欄里，連墳頭都是同一排的同一朝向。她們是不同的人，但她們在這間祠堂里的痕跡被疊成了一個。
他跪在那扇黑漆木門前，從貼身的內袋里摸出一把銅鑰匙，把鎖打開了。門縫里透出一縷暗綠色的光，不是油燈的顏色，是一種更幽更冷的、像月光照在水底石頭上的那種暗綠色。我聞到一股很淡的香味，不是香爐里的檀香，是一種更甜膩的、像是陳年的綢緞被樟腦丸浸泡太久之后散發出來的氣息，甜味底下壓著一股極淡極淡的鐵腥氣。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出來的時候眼睛有些紅，袖口濕了一小片，手里多了一樣東西。
他走到我面前，把那樣東西遞給我。是一枚銅質的符印，只有拇指蓋大小，四四方方的，表面布滿了銅綠，中間刻著一朵還沒綻開的花苞。符印的邊緣缺了一小塊，缺口里的斷茬上還沾著一點干透了但依稀可辨不是銅銹的紅褐色殘跡。他說這是陸家的規矩，每一代長媳都要把這枚符印貼身戴著，戴足三年。我問戴足三年之后呢。他把目光從我臉上移開，看向祠堂深處那扇黑漆木門的門框——門框上的漆已經被反復開關磨出了一道很深的凹槽，凹槽的位置剛好對著一只女人的手搭在門框上的高度。他說活滿三年就解了。
婚后第二個月，陸衍之帶我去了一趟城東的裁縫鋪。那家鋪子在一條很偏的巷子里，巷口窄得連一輛黃包車都拐不進去，巷子名叫槐花弄，但整條弄堂里一棵槐樹都沒有，只有墻根下歪歪扭扭地長著幾株沒人打理的野棠梨。鋪子門面上刷的紅漆已經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撲撲的木板，招牌上只剩一個“裁”字還能勉強認出來。鋪子里只有一個老裁縫，姓沈，跟我同姓，年紀很大了，臉上的皺紋深得能夾住一粒米，背駝得很厲害，走路的姿勢很輕，步子軟得像一只老貓貼著墻根在走。
他從后堂捧出來一口暗紅色的老式錦盒，放在我面前。錦盒的絨面已經磨禿了很大一塊，邊角露出發黑的硬紙板，鎖扣上的銅合頁生了綠銹，關不嚴，縫里透出一股陳年的樟腦味和燒過的香燭碎屑混合在一起的焦甜氣。陸衍之替我打開錦盒，里面躺著一件墨綠色的旗袍。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