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多云 紅柳村）清晨的紅柳村浸在霧里，土坯房的煙囪冒著青煙，曬坪上的紅薯干散著甜絲絲的味道。

我背著電腦包跟在李大山支書后面，踩在泥路上，鞋跟沾了兩團泥。

“林**，這邊走。”

李大山回頭喊我，他的方言里帶著濃重的鼻音，“**村的貧困戶都在村東頭，張嬸家的娃在縣城上高中，學費還沒湊夠；王大爺的腿有毛病，沒法下地……”我點頭，手里的筆記本記著，可“張嬸王大爺”的名字在我筆下變成了生硬的漢字，像一群陌生的客人。

路過曬坪時，幾個蹲在地上剝紅薯的婦女抬頭看我，其中一個穿花布衫的大嫂笑著喊：“大學生，會剝紅薯不？”

“會……”我蹲下來，抓起一個紅薯，指甲剛碰到皮，就被大嫂攔住：“娃子，不是這么剝的——得用指甲掐住一頭，順著紋路撕。”

她示范了一遍，紅薯皮像蛇蛻一樣剝下來，露出金黃的薯肉。

我學著她的樣子，可剛掐住紅薯，就被汁水流了一手，惹得婦女們笑起來：“大學生的手太嫩，哪像**這些粗人。”

“**村的娃子，三歲就會剝紅薯。”

旁邊的老**插了一句，手里的紅薯皮剝得整整齊齊，“你這娃子，連土話都不會說，咋幫**辦事？”

我的臉發燙，手里的紅薯掉在地上，滾進了曬坪的縫隙里。

李大山趕緊打圓場：“嬸子，小林是大學生，剛到咱們村，慢慢學就會了。”

離開曬坪時，我聽見身后傳來婦女們的笑聲：“大學生不會剝紅薯，還當干部呢。”

到張嬸家時，己經是上午十點。

張嬸的家是土坯房，墻上掛著她兒子的獎狀，“三好學生”的字樣己經褪色。

她坐在門檻上，手里織著毛衣，見我們來，趕緊站起來：“李支書，林**，進來坐。”

“張嬸，今年紅薯賣得咋樣？”

李大山問。

張嬸嘆了口氣：“今年紅薯多，縣城的販子壓價，一斤才五毛錢，俺家種了二十畝，只能賣一萬塊，不夠娃的學費。”

“那咋不找鄉領導幫忙？”

我問。

張嬸看了我一眼，低頭織毛衣：“鄉領導忙，哪有空管**這些小事。”

我的喉嚨發緊，手里的筆記本寫了又劃，最后只寫下“張嬸，紅薯滯銷，學費困難”幾個字。

回到黨政辦時，己經是下午兩點。

**坐在辦公桌前，手里拿著一份報銷單，見我進來，抬頭說：“小林，把這份報銷單整理一下，明天早上給我。”

“王主任，這是去年的報銷單……”我看著報銷單上的日期，“是不是不急？”

“不急？”

**把報銷單往桌上一摔，“縣紀委下周要來檢查，這些舊文件必須整理好——你以為基層工作那么好做？

就你這樣的大學生，連方言都不會說，還想幫群眾辦事？”

我站在那里，看著**的臉，他的黑痣在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眼。

我想起早上婦女們的笑聲，想起張嬸的話，想起自己在大學時寫的《鄉村治理報告》，忽然覺得那些文字像空中的云，飄得很遠。

晚上，我坐在黨政辦的電腦前，整理舊文件。

窗外的月亮升起來了，照在辦公桌上的報銷單上，“餐飲費120元交通費50元”的字樣顯得格外清晰。

我翻開去年的扶貧報告，里面寫著“紅柳村紅薯銷售額15萬元”，可張嬸說今年只能賣一萬塊，這差距像一道鴻溝，橫在我面前。

手機響了，是大學室友小張發來的消息：“深哥，我今天簽了合同，月薪一萬五，你呢？”

我看著消息，手指在鍵盤上敲了又刪，最后回復：“我在紅柳村，挺好的。”

放下手機，我想起早上張嬸的話，想起婦女們的笑聲，想起自己掉在地上的紅薯。

我打開筆記本，寫下今天的日記：“2018年8月28日 多云 紅柳村今天在紅柳村，不會剝紅薯被村民嘲笑，不會說方言被嬸子們質疑。

張嬸說，今年紅薯賣不出去，學費不夠；**主任讓我整理舊文件，說我連方言都不會說，沒法幫群眾辦事。

我想起大學時的理想，想幫農民解決問題，想讓鄉村變美。

可現在，我連跟村民溝通都難，連剝紅薯都不會，我是不是真的不適合當干部？

窗外的月亮很亮，像大學時的路燈。

那時候，我以為未來是光明的，可現在，光明在哪里？”

寫完，我合上筆記本，抬頭看向窗外，遠處的紅柳村沉浸在黑暗里，只有幾戶人家的燈光亮著，像星星落在地上。

忽然，手機震動了一下，是一條短信：“林**，俺是張嬸，謝謝你今天來看俺。

俺娃打電話來了，說他會打工賺學費，不讓俺擔心。

你要是想學剝紅薯，明天來俺家，俺教你。”

我看著短信，手指輕輕摩挲著屏幕，忽然覺得心里暖暖的。

也許，我不是什么都不會，也許，我可以慢慢學，比如剝紅薯，比如學方言，比如幫張嬸賣紅薯。

窗外的風里，傳來紅薯干的甜香味，像希望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