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渡，三十二歲，職業是法醫。
今天是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的第七年零四個月，經手過的**不下兩千具，寫過上千份尸檢報告，出庭作證四十三次，從未出過差錯。我有一雙被同行稱為“手術刀”的手，和一顆從不相信巧合的大腦。
但現在，我正站在這顆大腦完全無法處理的現場面前。
面前的手術臺上躺著一具**，女性，年齡大約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身高一百六十五厘米左右，體重目測不超過五十公斤。死亡時間大約在六到八小時前，也就是今天凌晨兩點到四點之間。死因初步判斷為機械性窒息，頸部有明顯的勒痕，勒溝呈閉合環形，水平環繞頸部，符合繩索類物體勒壓致死的特征——這些都不是讓我感到困惑的地方。
讓我困惑的是這具**的身份。
因為她是我。
我指的不是某種比喻，也不是什么文學修辭。手術臺上躺著的這具**，擁有和我在鏡子里看了三十二年一模一樣的臉——左側眉尾那條八歲時摔下自行車留下的細小疤痕，右側顴骨下方那顆淺褐色的痣，甚至連左耳耳垂上那顆我十八歲時偷偷打耳洞卻感染后留下的不規則小肉瘤，都分毫不差。
我下意識地抬手摸向自己的左耳耳垂，指尖觸到那顆熟悉的微小突起時，胃里翻涌起一陣強烈的惡心。
這不可能。
我是一個法醫，我的大腦被訓練成這樣——面對任何異?，F象，第一反應不是恐懼，而是尋找合理解釋。雙胞胎？我從未聽說過自己有雙胞胎姐妹。整容？不對，那些陳舊性疤痕和骨骼結構的細節絕不是整容手術能夠復制的。況且，我注意到這具**左手中指第二指節的輕微變形，那是十三歲時打籃球脫臼后沒有及時復位留下的后遺癥，和我自己的左手一模一樣。
我強迫自己深呼吸了三次，把視線從那張和我一模一樣的臉上移開，開始以法醫的職業視角審視整個現場。
這是一間我從未來過的房間。水泥地面，灰白色墻壁，天花板上一盞日光燈發出慘白色的光線，照亮整個大約四十平方米的空間。房間里沒有窗戶，唯一的門上沒有把手，從內側無法打開。墻面和地面都很干凈，幾乎沒有灰塵，這意味著這個空間近幾天內被仔細清理過。
除了手術臺，房間里還有一張不銹鋼器械臺，上面整齊地擺放著一些物品。我走過去，強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物品上，而不是身后那具和自己共享一張臉的**。
器械臺上有一部手機，灰色外殼，沒有任何獨特的標識。我按了一下電源鍵，屏幕亮了起來——沒有設置密碼。手機壁紙是系統默認的，通訊錄空空如也，通話記錄里只有一條，撥打時間今天凌晨三點四十二分，通話時長三十一秒。呼出方備注為“無”，被呼叫的號碼我只看了一眼就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是我自己的手機號。
我掏出自己的手機，翻開通話記錄。今天凌晨三點四十二分，確實有一條接聽記錄，通話時長三十一秒。我當時的手機記錄顯示來電是一個陌生號碼，但我確實接了這通電話。
三十一秒的通話。我拼命回憶，但關于這通電話的記憶就像被橡皮擦從大腦中抹去了一樣，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印象——好像有人在電話里說了什么，然后我就繼續睡覺了。
不，不對。
我重新審視自己的記憶。凌晨三點四十二分，我應該在家里的床上睡覺。我最后的清晰記憶停留在昨晚十一點左右，洗完澡，看了會兒書，然后關燈睡覺。然后是早上七點鬧鐘響起，起床，洗漱，出門上班，一切正常。那通凌晨三點四十二分的電話，我的手機記錄顯示接了，但我沒有任何“醒來接電話”的記憶。
我打開手機的通話錄音功能檢查——我有一個習慣，所有來電自動錄音。然而，當我翻到今天凌晨那條錄音文件時，文件是存在的，時長三十一秒，但我播放出來聽到的只有一片寂靜，夾雜著極其微弱的、像是電流干擾的沙沙聲。
三十一秒的寂靜。沒有人說話，沒有任何可辨識的聲音。
我把那部灰色手機放回器械臺，繼續檢查其他物品。手機旁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