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判斷有沒有違規。”
“對。”
“你的同事說你很少社交，很少請假，很少和人起沖突。你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出租屋里，房東說你每個月按時交房租，不吵不鬧，是個很安靜的人。”
“我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
“沒問題。”張振國說，“太沒問題了，本身就是問題。”
他終于打開了那個信封，從里面抽出兩張紙。
第一張是一份藥品購買記錄，上面蓋著**醫院的公章，藥品名稱被涂黑了一部分，只能看到“——**”幾個字。但我認出了那種藥，因為我見過。
“你知道這是什么藥嗎？”張振國問。
“不知道。”
“一種強效的神經***，常用于術前鎮靜，起效極快，過量使用會導致呼吸抑制，甚至死亡。”他看著那份記錄，“這種藥的處方權有嚴格的限制，整個市里擁有處方權的醫生不超過二十個人。”
他把第二張紙翻過來。
那是一張監控截圖，畫面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一個穿深色衛衣的男人站在一家醫院的取藥窗口前，衛衣的**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張臉。旁邊有時間戳：2024年11月3日，下午兩點十七分。
三天前。
“這是我們目前唯一能確認的一筆購買記錄。”張振國指著那個男人的背影，“這個人三天前在一家私立醫院憑處方取走了十支這種藥物，而開具處方的醫生在今天早上被發現在家中昏迷，初步判斷是被人注**過量的同種藥物。”
他把那張截圖推到我對面。
“現在我們只知道這個買藥的人的身高體重大致和你相符。但我不用這些虛的——林遠，我直接問你，十一月三日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你在哪里？”
我想回答。我真的想回答。
但我不記得了。
不是因為我在撒謊，而是因為十一月三日的記憶在我腦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灰色。那天是周日，我大概率在家里，也可能出去買了東西，但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畫面能錨定那個下午。
“我不記得了。”我說。
張振國看了我很久。
“那你告訴我，”他從信封里拿出第三樣東西，這次不是紙張，而是一張照片，“你認識照片上的這個人嗎？”
照片上是一個男人，四十歲左右，穿白大褂，戴金絲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像某個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照片是從證件上翻拍的，姓名欄寫著三個字：陳維庸。
“不認識。”我說。
張振國收回了所有的東西，重新裝進信封，站起來的時候椅子在地面上刮出一聲刺耳的響。
“林遠，我現在正式通知你，因為你的陳述與現有證據存在重大矛盾，且你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我們將依法對你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他看著我，那雙沉得像深水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絲別的東西。不是惡意，不是懷疑，是一種更深層的、讓人后背發涼的東西。
“拘留期限三十天，期間我們會繼續調查。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這段時間應該足夠我們查清楚。”
門被推開了，兩個法警走進來。
“在這之前，我還想問你最后一個問題。”張振國站在門口，沒有回頭，“你有沒有在深夜里接起過一個不該接的電話？”
我愣住了。
這個問題完全沒有來由，像是一把鑰匙**了一把完全不匹配的鎖。但就在那一個瞬間，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件我本來已經徹底遺忘的事。
六天前，11月1日的凌晨，我確實接到了一個電話。
凌晨兩點十三分，一個未知號碼打進來，響了很久。我本來不想接的，但那天我剛加完班，腦子昏沉沉的，鬼使神差地劃了一下屏幕。
電話那頭沒有人說話，只有一種聲音。
低沉的、有節奏的、像是某種機器運轉的聲音。不，不是機器，更像是有人在很遠的房間里走動，皮鞋踩在老舊的木地板上，吱呀，吱呀，吱呀。
我喂了幾聲，那邊始終沒有回應。就在我要掛斷的時候，那個腳步聲突然停了。
然后有人笑了一聲。
很輕，很短，像是什么東西在黑暗里裂開了一道縫。
電話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