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剛下達胃癌晚期確診書。

我老公就把卡里的三十萬全轉走了。

我疼得滿頭冷汗，打電話求他交手術費。

電話那頭傳來女兒嬌滴滴的笑聲。

“爸爸，李阿姨背這個愛馬仕真好看，比我媽強多了！”

老公捂著話筒，聲音極度不耐煩。

“你又在裝什么死？婉婉今天生日，買個包怎么了？”

“你這胃病吃點藥就行了，少在這兒掃興。”

我咬著牙，咽下喉嚨里的血腥味：“那是我的救命錢！”

女兒搶過電話，聲音尖酸刻薄。

“媽，你真自私！李阿姨為了爸爸都離婚了，一個包你也要計較？”

“你趕緊死吧，死了李阿姨就能當我新媽媽了！”

電話被猛地掛斷，盲音狠狠扎進耳朵。

我擦干嘴角的血，一把拔掉手背上的輸液針。

拿出手機，我平靜地撥通了醫院腎病科的電話：

“王主任，從今天起，停止給我女兒交所有透析費，那顆配型成功的腎我捐給紅十字會。”

......

“媽，你真的好煩，能不能別每次都這副死樣子。”

這是女兒顧婉婉在我確診那天說的最后一句話。

我握著那張確診書，紙角已經被汗水浸軟了。

胃癌晚期。

主治醫生韓教授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很平靜。我也很平靜，平靜得連護士都多看了我一眼，她大概以為我沒聽懂。

我聽懂了。

我只是在想，那三十萬是昨晚轉走的，還是今早。

手機振動。是顧建明發來的微信，只有四個字：“回來取東西。”

沒有一點關心的意思，只是冷冷地命令。

我盯著那四個字看了很久，久到護士進來換吊瓶，順帶問了一句：“家屬呢？”

“出去買東西了。”

謊說得很順，因為說過太多次了。

王主任的電話打完，我在走廊的長椅上坐了一會兒。腎病科在七樓，顧婉婉每周二、周四來這里透析，已經透了快兩年。兩年前她**出來慢性腎衰竭，我當時在電話里哭得背過氣去，連夜坐**趕回來，在 ICU 外面跪著求顧建明簽手術同意書。

因為我沒有家屬資格，他才是法定監護人。

他當時在哪？在李欣的公寓。

我后來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李欣發了一條朋友圈，寫著“有人陪著度過每一個深夜真好”，配圖是兩個紅酒杯，時間戳是凌晨兩點四十分。那一晚顧婉婉在鬼門關轉了一圈，我在手術室外面把手心摳出了血印。

顧建明后來說，他沒看見我電話。

后來我查到了配型成功的消息，是一個意外。

醫院系統有個漏洞，配型結果會同時發到主申請人和緊急***，我的手機號被顧建明填成了緊急***，所以那條短信我也收到了。

“尊敬的患者家屬，您申請的捐腎配型已成功匹配，請盡快與腎病科王主任聯系，確認手術方案。”

我去找了王主任。

我問他，這顆腎是誰捐的。

他頓了一下說，是患者的母親本人自愿申請的**捐獻，已通過倫理委員會審核。

我沉默了三秒。

“王主任，我能看一下申請書嗎？”

他把文件推過來，申請人一欄：顧梨。

那是我的名字。

簽名是我的，按的是我的指印，時間是三個月前，我在這家醫院做例行檢查那天。

我完全不記得簽過這份東西。

顧建明大學學的是法律，他很清楚怎么讓一份文件在法律層面無懈可擊。

我把文件推回去，謝過王主任，走出診室，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外面有陽光，從玻璃窗折進來，照在地板的縫隙里。

我想到顧婉婉今天的生日，想到那只愛馬仕，想到她在電話里說“你趕緊死吧”時候的語氣，輕描淡寫，像在說“你趕緊讓開”。

我拔掉輸液針的時候，護士在另一個床位換藥，沒有注意到我。

走廊很長，我走得很慢，走到腎病科門口，推開了王主任的診室。

“王主任，”我說，“我需要撤銷那份**捐獻申請，同時停止為顧婉婉墊付的所有透析費用。”

王主任抬頭，眼鏡后面的眼神有些復雜：“顧女士，您確定嗎？”

“那顆腎，”我說，“我想捐給紅十字會，走公開配型。”

他沉默了一秒，然后點頭，開始調取系統。

我站在那里，手背上針眼還在滲血，我用拇指按住，不讓它滴到地板上。

手機又震了，這次是顧婉婉的消息：“媽你在哪？透析完了爸說晚上去吃火鍋，你來不來？來的話提前說，不來就算了。”

我把手機揣回口袋。

王主任抬起頭：“顧女士，撤銷申請需要您本人簽字，另外關于透析費用——”

“我知道，”我說，“我今天就辦完。”

外面走廊里有人在哭，是家屬，抱著一個文件袋，蹲在墻角。

我沒有哭，我已經很久沒有哭了，不是因為不疼，是因為哭完還要自己擦干凈。

“顧女士，”王主任最后問了一句，“您現在身體狀況……需要我聯系您的家屬嗎？”

我想了一下，搖了搖頭：“不用，我沒有家屬。”